[81]公营造物（Anstalten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本身就是由奥托·迈耶发明的，是指由公共行政主体所支配的、持续地追求某种特定公共目的的人和物的结合。
Susan Rose-Ackerman,Against Ad Hocery: A Comment on Michelman, Columbia Law Review, 88 (1988), p.1711.作者指出，法院只是在不断地扩张征收概念以使其更具包容性而已，而并没有尝试去探寻一个原则性的方法。[53]第三，对于具有正当性且未超过一定限度的财产权的限制，属于财产权应当承担的社会义务范畴，无须给予补偿。
[48]在2004年修宪之前，我国宪法中是不存在征收这一概念的，而仅存在征用的概念。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财产权保障的教义学体系为原型，并且充分考虑形式和实质法治的要求，我们应当以《宪法》第13条的狭义征收为基准，构建一个财产权保障的基本框架体系： 首先，从限制行为的特征出发，对实践中具体的财产权限制的类型作出判断。[5] 学界普遍将regulatory taking译为管制性征收，本文认为译为规制性征收更宜。已造成损害的，应当限期治理。由于公民对法律征收的正当性挑战具有困难，如果法律征收被广泛适用，无异于为立法者打开了以补偿为条件而肆意剥夺公民财产权的大门。
文章来源：《法学家》2022年第5期。根据这一理论，判断征收与财产权的内容边界的核心在于侵害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5]如果说器官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那么，机关就是相对法人而言的，机关就是法人身体中的器官。
公法人与私法人区别的关键在于，公法人是基于国家的特别授权，有国家意思介入其中，而私法人则由纯粹的私法行为所形成。[8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法工委在《民法总则》的释义书中曾指出，机关法人在学理上和境外的民法中又被称为公法人。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当时国家被理解为一个道德一精神有机体。最终，伯肯佛尔德认为，国家在法律上的定位更接近于营造物（Anstalt）。
[77]袁治杰：《民法典制定中的国家与国库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国家和机关的关系并非法律关系，机关的管辖权更多是国家在内部分配的。
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04页。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覃正龙等四人不服来宾县公安局维都林场派出所林业行政处罚一案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复函中指出，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包括自治区林业厅）授权的单位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属于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该条规定，联邦宪法法院裁判下列案件：联邦最高机关或者其他当事人，就本基本法或者某一联邦最高机关自己制定的议事规则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发生争议时，要求对本基本法进行解释的。机关工作人员通过事实上的人的行为来履行机关赋予的职能和任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如议会的议员）在法律上首先是机关的行为（议会的行为），并最终归属于机关主体（Organträger），即法人。
[62]机关所享有的权利能力只是在同一法人内部相对其他机关而言的，不能对外针对第三人。在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是指局、科等。耶林内克的理论是没有感情色彩的，既可以适用于君主制，也可以适用于民主制，由此，使国家法人说获得了普适性。[73]区分公法人与私法人的更主要意义在于法律后果，一旦某个组织被认定为公法人，那么就意味着它要接受公法的规制，或者说它的行为要受到更大的约束，比如，行为是否有法律的授权、支出受预决算的约束、接受监督（包括法律监督，甚至专业监督）等。
[24]最终，黑勒将组织概念作为国家的存在方式，即有组织的决定和行为统一体。（7）乡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
[92]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从《民法总则》第97条来看，从事履行职能所需的民事活动是获得机关法人身份之果，而非其因。比如，联邦广播电视机构、县和市储蓄银行、负责授予学生学位的中央机构、学生服务处、电影促进机构等。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3）忽视了法律规定的多元功能。法人的本意是要将法人的财产与投资法人的人的财产相区隔，从而维护法人的独立性。但同时它又涉及法官的职位，属于内部法。如果我们接受了法治，那么，人民作为国家的机关就不是不可接受的。尽管人民是国家法人格的基础，但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中，人民要服从当局的统治权，因此，反而成为国家统治权的客体。
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要服从于它所创造的法，且有义务保证法的贯彻落实。比如，《国家赔偿法》第21条第1款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另一方面，公营造物虽在内部有处理其事务的工作人员，在外部有利用人，但这些人并非其组织上的成员，因此，也不同于公法社团系由多数的社员所构成。同时，在我国，行政机关的人事任命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乃至组织部门决定的，行政机关并无自我决定权。
黑勒既不把国家作为一种自然组织，也不作为归责主体，而是一种人为形成的、被组织起来的人的行为统一体（Wirkeinheit），[66]即把原来大量的多个行为变成统一的共同行为（Wirkungszusammenhang）的过程。[63] （二）对国家法人说的批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国家法人说提出批评最激烈的是学者伯肯佛尔德。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为了将国家构建为一个具有财产能力的责任主体，有必要在法律上将国家独立于公民。[64]其次，一些机关，如联邦众议院，它是由另一些机关（议长、党团、元老会等）组成的，那么，从国家法人说的核心思想——归责统一体来看，这将导致一个机关的机关们的后果。[16]布尔（Hans Peter Bull）和梅德（Veith Mehde）认为，从原初含义上讲，组织是一种履行任务的工具，因为组织的词根是机关。[85]该法第97条规定，有独立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1）机构是机关的总和，比如《宪法》第三章的题目是国家机构，而根据我国宪法学的通说，国家机构即所有国家机关的总称。重大决定由团体成员共同作出或者由选举出来的代表性机构（代表大会）作出，而具体的管理活动通常由选举产生的执委会或者团体领导人负责。
[27]参见《国务院行政机构编制和管理条例》第6条、《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第66条。[92]参见屈茂辉：《机关法人制度解释论》，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5期。
总体来看，将国家作为公法社团和公营造物各有优缺点，但作为公法社团的优势更大、缺点也并非不可克服。按照沃尔夫（Hans J. Wolff）的说法，机关是暂时行使法人自己的管辖权。
[1]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我国宪法学在经历了从宪法基础理论到基本权利的红火之后，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以及201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国家组织法开始成为宪法学关注的焦点。[72]参见黄铭辉：《公法人概念之学理与实务》，载《宪政时代》第24卷第2期。意志就是规范应然的另一种表述，所谓国家的意志就是应然法秩序。首先，机关并不是在暂时地行使法人的管辖权，它行使的就是自身的组织内部的管辖权。
（4）在我国，之所以有地方国家机关的概念（将地方与国家并列），根本原因在于，对地方法人资格的否定，不存在地方的机关，所有的机关都是国家这个法人的机关，只不过设在地方而已。如果设立的依据是公法，则推定为公法人，如果设立的依据是私法，则需要进一步依据其他的标准判别。
机关的英文是Organ，该词源自希腊和拉丁语，原意是指器官，即身体的一部分。根据伯肯弗尔德的考证，组织、机关、有机体（Organismus）这些概念最初并非用于政治社会领域，而是来自对自然的描述和自然科学，是指自然物、生物或者人。
根据1997年的《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国务院有权审定编制的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和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以及它们的司级内设机构和处级内设机构。正如我国《宪法》第2条第2款规定的，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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